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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民族復興,不能僅靠金融和房地產,必須建立在強大的中國制造、中國創造基礎上。

制造業比重過快下滑需高度重視

分類:經濟 稿件來源:中國經濟信息雜志 作者 楊偉民

目前我國的人均GDP只有8000多美元,尚未進入高收入國家,但已提前進入制造業比重下降的“產業空心化”時代。2010年工業占GDP的比重是40%,2017年降到33.9%,工業包括礦業和制造業,礦業下滑有合理性,因為我國主要礦產短缺,但制造業的下滑就不應該了,制造業比重已經跌破30%的關口,為29%。從大國經濟趨勢看,美日德等分別是在人均GDP達到1.6萬、1.7萬、2.0萬美元時制造業比重處于歷史最高點。美國是1953年、日本和德國是1970年。而且,它們的制造業比重下降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勞動生產率提高,價格下降,因此按現價計算的比重下降,而制造業不變價的比重基本沒有變化。我國制造業比重過快下滑有很多因素,我有以下幾點看法:

產能過剩尚未實現市場出清

我國需求結構已經發生變化,投資主導型的增長模式正在被消費取代。因此,與投資相關的產業,如鋼鐵、煤炭、煤電、電解鋁、水泥、玻璃等產能嚴重過剩,有些產業的產能已經達到或超過物理性峰值。如鋼鐵、煤炭、煤電。鋼鐵的產能有12億多噸,這幾年的產量維持在8億多噸,其中出口不到1億噸,高耗鋼產品出口帶走1億噸左右,國內消費6億多噸,產能已經進入峰值。國內煤炭消耗在2013年達到峰值后,連續3年下降,2017年略有反彈,但仍比2013年低很多。

我們必須樹立峰值的概念,今后會有越來越多的產業和產品進入峰值,也就是說,進入峰值的產品,價格無論怎么降,消費也不會再大幅度增加了。這類達到峰值的產業仍會發展,但其增加值的增長將不再主要依靠產品數量的增加,而必須依靠花色、品種、品牌、質量的提升。這是中央提出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根據。我們不要簡單地講比較優勢,更要看到比較劣勢。我們可以為全世界生產鋼鐵,但環境容量嚴重不足。當鋼鐵源源不斷出口的時候,生產這些鋼鐵排放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卻留在了國內。

中央強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解決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雖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去產能沒有抓好處置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僵尸企業處置的力度還不夠,銀行、地方政府、國有企業都不愿意僵尸企業出清,其后果是占用的大量生產要素無法及時轉移調整,特別是大量信貸資源變成“死庫容”。

中高端產品供給能力不足

我國經濟轉向主要依靠消費特別是中高端消費帶動,老百姓對物質產品的消費正在加快升級,個性化、多樣化、定制化、品牌化的消費漸成主流,開始追求吃的安全綠色有品味,穿的品種多樣有品牌,行的便捷通暢有保障,住的功能完備有環境。但現在供給體系難以滿足這種消費結構的升級,所以才出現了到國外的“暴買”“海淘”。

高端投資品的供給不足,高端醫療器械、高端機器人、高性能發動機、高端數控機床、高速膠印機、高端芯片、芯片制造設備、光纖制造設備、轎車制造設備、高端傳感器、液晶面板等都要大量進口。即使是我們引以為豪的高鐵裝備,部分核心零部件、元器件自主生產的比例也不高。

創新能力不強

高端產品供給不足,主要是技術瓶頸制約,能引進的技術都引進了,引進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邊際效應遞減,有些想引進的技術人家不給你。中央強調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來,我國的制造技術有了長足進展,但由于長期以來技術積累不夠,科技創新同經濟發展兩張皮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科技成果不少,但轉化率很低,難以滿足制造業全面升級的需要。主要是創新的土壤還不夠肥沃,有毒有害的東西還不少,即體制機制還有很多不利于創新的障礙。核心技術領域,我們有的是技不如人、人不如人,但最主要的是激勵創新的土壤不如人。

為什么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一個原因是不承認職務發明人的科研成果所有權,不承認科研人員大腦是能創造價值的。一項科研成果是資本和科研人員大腦共同創造的,具體的產權比例可以事先約定,不能把賦予科研人員科研成果所有權認定為國有資產流失,這本來就是國家資金和科研人員的大腦共同創造的。也不能用“參公”的辦法要求擔任科研院所和高校領導的科研領軍人才只能拿獎金,不能擁有科研成果所有權或股權,這樣長期下去,科研領軍人才可能都是庸才了。

科研經費中人頭費比例很低,這也是不承認科研人員大腦價值的一種表現。科研項目千差萬別,腦力和物質設備投入不同,國家沒有必要規定統一比例的人頭費和設備費等。對人才的激勵還不夠,李光耀說,中國只是從13億人中挑選人才,美國是從70億人中拔尖子。美國的高科技是和其容納各國人才的移民政策有關。引進人才要區分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政府應把引進人才的主導權還給企業。政府的作用是建立一個激勵海外人才包括境外華人來華工作的綠卡制度,給予他們真正的國民待遇,幫助解決入托上學、購車、住房以及雙重國籍等問題,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

要形成寬容失敗和容忍虧損的創新文化。在科研領域不能以成功論英雄,既使失敗了,也要給科研人員應有的報酬。對研發投入較大的產業,不能以企業的短期盈利論英雄,技術上的摩爾定律與企業財務邏輯有時是相悖的。政府、資本市場、媒體、銀行、風投、國企考核等要有所改變,不要簡單認定短期盈利的就是好企業,虧損的就是壞企業,不要給高科技企業短期盈利的壓力。資本市場的規則要適應技術發展規律,允許不盈利的高科技企業上市。美國若是這種審批,就不會產生特斯拉。創建科技銀行,通過投貸結合等扶持創新型企業發展。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

2011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之后持續下降,6年累計減少2344萬人。這從供需兩個方面對制造業帶來影響。一方面是低成本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已經結束,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轉移到其他國家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發達國家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度下滑,今年這種趨勢仍在延續。

同時,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也減少了需求,這個問題過去我們關注的很少。需求不足有兩類,一類是周期性的凱恩斯意義上的有效需求不足,另一類是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需求減少。勞動年齡人口是消費最旺盛的人口,減少了勞動年齡人口,相應地面向這些人口的汽車、家電、食品等的需求也就減少了。如果這部分需求減少能夠由現有人口的消費增加彌補,消費總量不會減少,但消費結構的影響是存在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家庭就要減少,作為家庭基本消費的如家電、家具、住房就會減少,家庭消費也有物理性峰值。如果把這種人口結構變動帶來的需求減少,看作是周期性的需求不足,采取凱恩斯主義的刺激需求的政策,不僅不會解決結構性供需失衡,反而會加劇產能過剩矛盾。

民營企業投資制造業意愿降低

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制造業的主力軍。制造業500強中,民營企業有336家,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小企業中更是民營企業的天下。但近年來,民營企業發展制造業出現一些新情況。一是新設的制造業民營企業放緩,占所有新設民營企業的比重減少。2017年新設制造業民營企業占比比2014年減少2個百分點,今年以來新設制造業民營企業同比負增長1%,這是多年沒有出現過的情況。二是“死”的即注銷的制造業民營企業增長快于“生”的即新設民營企業的增長,雖然新設民營企業總量仍多于注銷企業,但這種增長格局持續下去,終有一天注銷企業會多于新設企業。三是投資增速有所回升,但仍處低位區間。今年上半年制造業民間投資增長8.6%,開始企穩回升,但與之前民間投資年均30%以上的增速相比,仍處于低位。四是制造業民營企業盈利下降,據全國工商聯的調查,凈利潤在5%以下和5%~10%的企業合計占到了近70%。這種利潤率很難覆蓋融資成本,也很難追加投資。不少企業家表示現在是“利潤不高不想投、前景不明不愿投、方向不清不敢投、融資困難沒錢投”。

民營企業投資制造業的意愿減低有很多因素,但影響最大的一是稅費負擔重,二是融資難融資貴,我主要說說后者。近年來銀行貸款余額中民企占比大幅度下降,民營企業在銀行表內融資越來越難,不得不更多依靠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表外高價融資,這又帶來了融資貴。所以,所謂融資難融資貴,準確說是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今年金融嚴監管后,表外業務大幅減少,民營企業的這種高成本融資渠道也被切斷。民營企業在融資上的這種困境,有些是經濟上的,如民營企業風險大、抵押物不夠等,但更多是所有制歧視而不是所有制中立。近期一些違背“兩個毫不動搖”的不當言論加劇了民營企業的擔憂,使他們開始“三心二意”起來,即對未來沒有信心、對產權保護不放心、對做實體不安心,轉型沒有意愿、創新沒有意愿。所以,穩信心、穩預期,主要是穩民營企業的信心和預期。必須進一步明確新時代仍是鼓勵、支持、引導、保護民營經濟大發展的時代,從政治上、思想上、制度上,讓民營企業安心、有恒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爭取民企的人心,是政治大局。

金融對制造業的支持力度減弱

制造業比重降低,與此相適應的是服務業比重提高。這幾年,我們一直沉浸服務業比重提高的結構優化喜悅中。2017年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51.6%,比2005年提高了11.3個百分點。但我們更應該冷靜觀察的是哪些行業拉動了服務業比重提高。同期,金融業和房地產分別提高4.4和2個百分點,兩者合計貢獻了服務業比重提高的56.6%。這到底是優化了經濟結構,還是惡化了經濟結構呢?中國的民族復興,不能僅靠金融和房地產,必須建立在強大的中國制造、中國創造基礎上。

我國金融業占GDP比重從2004年的4%,提高到2015年的8.4%,高于金融大國美國的7.2%、英國的7.3%,約為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的兩倍,僅次于英國2009年9.1%的歷史峰值。美國金融業占比從1970年的4.1%提高到2007年的7.3%,用了近40年,金融危機后隨著嚴監管政策的實施金融業占比明顯下降。這兩年,即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去杠桿的方針后,2016年、2017年金融業占比降到了8.3%和7.9%。目前金融業增加值在19個大行業中,僅次于制造業、農業、商業,排在第四位。

金融業增加值,對金融業而言,是利息收入、是高利潤、高工資,但對制造業而言,對負債的居民、非金融企業、政府而言,就是成本,就是負擔。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液,沒有金融,就沒有現代經濟,但這是以金融立足于實體經濟為前提的,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就不是血液,而是毒瘤了。金融業的過度擴張,意味著實體企業的負擔加重。目前僅國有企業的債務就超過了100萬億,按5%的年利計算,一年的利息支出就是5萬多億,相當于一年新增的GDP,相當于整個金融業的增加值。這些利息支出當然進入到了制造業的成本,帶來了制造業成本的提高。在經濟全球化、產業鏈高度細分的時代,你的成本低,我就來了,成本高了,我就走了。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要保住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的地位,增強競爭力,必須全方位地降低成本,其中,金融業應該而且必須作出應有貢獻。

更重要的是,金融機構本外幣中長期貸款中,制造業占貸款總額的比重與制造業在國民經濟的地位明顯不匹配,制造業占貸款的比重只相當于其在經濟比重的24%。而且近五年來,制造業貸款占總貸款的比重持續降低。今年以來,貸款增量中制造業獲得的部分只占三大產業合計貸款增量的3.3%。而且,對制造業的貸款往往是1年期的短期貸款,不利于制造業投資,逼出了一個中國特色的高價“過橋貸”,大量利潤被金融機構侵蝕。而住房抵押貸款往往長達10年-30年。有投入,才有產出,貸款對制造業支持減弱,是制造業比重下降的重要因素。

金融應該立足于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進行金融創新。比如,“過橋”貸款源于銀行流動資金貸款先還后貸的管理制度,這種陳舊的制度應完全廢除,通過金融創新鏟除“過橋”貸款的土壤。金融應該適應中國經濟轉向創新驅動發展的大趨勢,抵押貸款制度,不適應創新型企業的發展,創新型企業最值錢的是技術、是人力資本的大腦,這些都沒法抵押。應該學會看創新型企業的成長性,看技術的產業化前景。再如,金融應該服務于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改革的大方向,對各種所有制企業提供平等的融資服務、平等的風險管理,不能厚此薄彼,只給國有企業貸款,不給民營企業貸款,是不講政治。在實行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同時,只有下大力氣解決好所有制歧視問題,釋放的流動性,才不至于“淤積”在金融市場內部,才能下沉到饑渴的民營企業中。

房地產過度膨脹的擠壓

房地產業占GDP的比重從2005年的4.5%提高到2016年的6.5%,提高2個百分點,這一比重是不是合理不好判斷。但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而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高于不少發達國家的一線城市。中國的居民收入還不高,但房貸已經壓的不少家庭喘不上氣了,不得不減少日常消費。高房價的惡果:一方面促使資金進一步脫實向虛,產生擠出效益,抬高實體經濟財務成本;另一方面,進一步抬高了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人工成本和房地產形成加價的循環。

(本文為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在中國工業經濟學會2018年年會上的發言。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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